耀風思維

進度已經完成,為什麼還不能往下走?

多台日合作卡住的時候,現場其實很難指出是哪一步出問題。資料已經交齊,流程也照原本的安排在進行,雙方的工作看起來都有在往前推。只是走到某個階段,討論開始停住,下一步遲遲無法啟動。沒有人否定已完成的工作,也沒有人明確反對目前的做法,卻始終無法確認接下來要照哪一個前提繼續。

這種情況多半出現在合作進行一段時間之後。前期討論通常集中在方向、條件與分工,只要雙方同意開始執行,事情就能往前推。隨著合作內容開始涉及實際責任、後續影響或制度銜接,判斷的標準隨之改變。此時重點不再只是某一項工作是否完成,而是這個做法能不能被視為一個已經成立的判斷,直接拿來作為下一步作業的前提。

討論也因此轉向更具體的問題:這個做法能不能用來啟動下一個流程。如果答案不明確,相關事項就只能被記錄下來,卻無法延伸成後續行動。表面上工作仍在推進,實際上判斷沒有被確認,進度便停留在原地,合作卡在一個無法往前接續的狀態。

日本企業怎麼看「這句話算不算數」

在日本企業的判斷裡,一句話能不能成立,和它從哪個位置說出來有很大關係。內容合理並不代表就能被採用,說話的人是否站在能承擔後果的位置,才是關鍵。這個位置未必是最高主管,也不一定寫在職稱上,而是和組織裡的責任分配有關。

這個差異常讓台灣企業感到困惑。同樣的內容已經講過好幾次,資料也照要求補齊,日方卻遲遲沒有給出明確回應。從台灣端看,這很容易被理解成不信任,或是對方還在觀望。實際情況往往比較單純,目前的說法還沒有被放在一個能夠負責的位置上,所以無法被當成後續判斷的基礎。

為什麼最後總是會回到會計師

在台日合作的實務裡,會計師被拉進來的時間點,通常不是一開始,也不是事情完全失敗之後,而是討論反覆卡在同一個位置時。資料補過幾輪,說法也講得差不多,雙方卻始終無法確定這樣的處理方式能不能成為下一步的依據。這時候需要的已經不是更多資訊,而是一個能替整個結構下判斷的人。
  • 會計師在這裡真正做的第一件事,是把「現在在討論的是哪一種問題」說清楚。很多討論之所以打轉,是因為營運、稅務、帳務、管理層級的問題混在一起談。會計師會先拆開這些層次,指出哪些是作業選擇,哪些涉及制度承接,哪些會影響未來的帳務一致性。討論一旦被放回正確層級,日本端才有辦法判斷,這個問題值不值得現在被定義。
     
  • 第二個實際作用,是替處理方式建立一套可以被追溯的說法。會計師會把零散的決策背景、帳務邏輯與制度依據整理成一條說得出口的線,讓這個處理方式在一年後、三年後被重新檢視時,仍然講得通。沒有這一步,任何說法都只能暫時成立,很難被正式接住。
     
  • 第三個作用,是把「個別判斷」轉成「可被一致適用的處理原則」。台日合作卡住的情況,常常來自於日本端擔心這是不是特例。如果今天可以這樣做,明天遇到相似情況是不是也得比照處理。會計師在這裡會明確界定適用範圍,把一次性的操作,整理成有邊界的原則,降低日本端對未來失控的顧慮。
     
  • 第四個關鍵作用,是替責任畫出落點。很多說法之所以無法被確認,不是因為不合理,而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承擔後果。會計師介入後,會明確指出這個處理方式在帳務與制度上由誰負責,未來如果被問起,依據在哪裡。責任一旦被放在可被辨識的位置,判斷才有可能往前。

也正因為這些具體作用,討論才會在會計師出現之後開始改變。從實務來看,會計師在台日合作中的角色,更接近於替企業把一段混亂的討論,整理成制度聽得懂的形狀。

進度與判斷之間的空白

回頭看這些卡住的台日合作,其實很少是因為方向錯誤,也不常出現在制度本身。多數情況下,問題發生在某一段進度完成之後,卻沒有被清楚確認。事情已經往前推了一段時間,卻沒有人能說明,這一段是否已經告一段落。在這樣的狀態下,合作看似持續運作,實際上卻停留在原地。資料持續補充,說明一再重複,討論卻無法轉換成下一步行動。關鍵並不在於資訊是否充足,而在於判斷是否被正式留下來。

這也是為什麼討論最後往往回到「誰來說這句話」。不是因為需要新的結論,而是需要有人替現有的判斷畫下界線,確認哪些已經成立,哪些可以往下接續。當這個確認出現,合作才會離開反覆確認的狀態,進入下一段實際運作。從這個角度看,會計師在台日合作中的角色,不只是提供專業意見,而是在關鍵節點,讓進度第一次變得可被確認。這個確認一旦完成,合作不會突然加速,卻能確定自己已經走完這一段。